帝国的选择：古典四大世界级强权的去中心化模式

公元1世纪前后，云集全世界主要文明区域的欧亚大陆，主要由四大超级强权统御。其中既有后人耳熟能详的罗马和汉朝，也包括往往是历史发烧友才知晓的帕提亚与贵霜。他们的文化渊源各不相同，所使用的军政体系也有很大差异，但核心阶层对权力的无限欲望却是异曲同工。以至于各方在处理过大的领地面积时，不约而同的施行着类似去中心化模式。这倒不是说贵为君主与核心统治阶层的成员足够心大，而是出于现实情况所必须做出的结构性忍让。

尽管从外观表层来看，各家的文明样貌存在巨大不同，但深层次的取舍逻辑总是如此类同。

罗马总督们的权倾一时

屋大维第一个将罗马的帝国化问题摆上台面

公元前30年，屋大维以攻灭托勒密埃及的方式登上权力顶峰，成为无人能及的奥古斯都。原有的共和国框架，也正式被转向帝国化模式发展。但首位罗马皇帝也绝非力求一蹴而就的心急人士，知道缓慢改进的重要性。更重要的是，新建立的帝国其实已接近地理扩张极限，所以很难被迅速矫正为全局一盘棋模式。

于是，罗马帝国的首个去中心化模式被小心翼翼的设定出来。皇帝尽管会将重要省份置于自己的心腹麾下，却也必须分出周遭区域给予元老院代表。而无论地方总督来自哪个派系，都可以在自己的辖区内享有堪比附属国君主的独断专权能力。当时的罗马境内情况，也远不是后来那个倾向于中央集权的吏制帝国。许多先前的独立城邦架构都得到保留，但也必须为军事保护支付固定费用。相关款项的许多部分，都会被截留在总督手里，用于维持地方体系。所以不会因突发事件而出现财政吃紧状态。

移动的军团与本地总督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

其次，担任帝国武力核心的公民军团也并不需要完全听命于罗马中央。虽然并非每个省份都会长期驻防超过1个以上的军团，但也被赋予了极大的调度自由。尤其在帝国初创阶段的公元1世纪，许多部队连长期的固定营地都不设立，经常游走在边境两头巡弋。由此产生的退役老兵会，还经常被分配到临近的殖民城市居住。他们依照罗马城样式建立的警察部队，就是最为可靠的预备役力量。还有总数不少于他们的辅助部队存在，指挥权也往往就在总督本人手中。地方大员也有权力从自己的省份临时征兵，或者更加直接的调拨属国军队。唯有冲突强度超出单个行省，才需要皇帝协调周遭区域的部队驰援。

当然，以上看似松散的模式，并不会从根本上触及中央皇权的至高地位。只要统治集团本身具有足够强大的实力，就不担心自己心仪的地方总督会挑头叛乱。唯有首都内部的局势出现动荡，才容易引得政敌从外省召集支持者发难。反倒是在权力开始高度集中的3-4世纪，地方军揭竿而起的频率显著提升。但这恰恰是政治斗争缺乏回旋余地的表现，与之前2个世纪的去中心化思路是背道而驰。

罗马皇帝并不会因去中心化倾向而影响自己

帕提亚贵族们的目中无人

帕提亚君主们同样有极大的权力控制欲望

作为罗马在东方边境的最大对手，帕提亚帝国的军政模式无疑更加松散。除了君主本人所在的王室，另有多个占据不同区域的贵族世系并行，享有联合衡制最高权力的功能。这主要是因为帕提亚起源于中亚以北的草原部族，一直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分权架构。在大举南下的扩张过程中，又往往需要以各种利诱招揽地方派投诚。所以不免在内部叠加出各类层级大小都不同的权力中心，才能避免经济和政治运作的崩盘。

从表面上看，帕提亚帝国正是因为这种过度去中心化模式而表现羸弱。在帝国后期的公元2-3世纪之间，他们的经济首都泰西封被罗马军队数次攻破，大规模交手记录更是败的惨不忍睹。但如果不是采取具有弹性的灵活操作，帕提亚人的霸权本身都不可能被构筑出来。早期的游牧盟主就要平衡各部落首领，中期的大帝们也不可能放弃对希腊或波斯城镇的统战，晚期君主更是需要地方大员们的鼎力支持。彼此间都有着心照不宣的绝对底线，以文化和政治认同取代血缘联系，将帕提亚霸权的生命又延续了百年以上。

帕提亚帝国的成功 也是去中心化的产物

其实，帕提亚的军事体系也比很多人所想的要复杂不少。除了土地贵族供养的重甲具装骑兵，驰骋战区的轻骑兵也往往在家乡拥有小块份地。君主也以有限财力，供养着数目不多的雇佣兵部队，负责分散各地的直属领域防务。获得自治保证的商业城市，也继续维系着先祖留下的民兵队伍，为帕提亚霸权拱卫一方水土。甚至是屈居人下的周遭属国，也经常为他们提供了相当兵力。每当罗马军队杀到帝国西部的两河流域，君主及其左右都能迅速退往更东方区域，征召不弱于以往的军队数量。再通过截粮道等间接打击手法，静候西方强敌的知难而退。

不过，帕提亚王室也绝非没有权力控制癖好。早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，他们就将大部分军事重任都押宝在地方贵族提供的全骑兵部队身上。甚至因为担心治下城市的忠诚度问题，削弱他们的军事支持义务。结果自然是整个军队的跛脚发展，往往因拿不出足够强势的步兵而无法做到持久。同时也让中央权力在罗马人的打击力度加强后被强行削弱。至于一直被免于征调的属国波西斯，最后诞生了破坏性巨大的萨珊家族。他们的韬光养晦与突然崛起，也注定了帕提亚帝国的提前退场。

过度依赖骑兵 就是帕提亚抵制去中心化的结果

贵霜帝国的走钢丝失败

贵霜统治者在许多方面都以帕提亚为蓝本

作为四大帝国中的末流，贵霜帝国的崛起时间也是几大强权中最晚的那个。直到公元1世纪的后50年，他们才从今日的阿富汗山区冒头。在此之前，还只是地方诸侯的贵霜家族，甚至要向帕提亚人的东方属国称臣。这样的较低起点，也注定了帝国的根基甚为薄弱，更需要以去中心化之势谋得平衡。

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，贵霜王室采取了极度务实的处事态度，直接捡起前波斯帝国与希腊化时代通行的区域分权模式。例如在最高统治者及其任命的地方大员之下，是众多小而松散的政治原生态单位。包括源远流长的阿富汗山地部落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希腊城市、北印度的古代城邦和许多随民族迁徙而来的游牧小集团。以至于两个总督麾下的地盘就可能相差甚多，而其他世袭王公的保留地则可以更加微不足道。

贵霜帝国的铁甲骑兵 就是帕提亚影响下的产物

对于非常要紧的军事体系架构，贵霜帝国也一度以西面的邻居帕提亚为模板。也就是以众多来去自如的轻骑兵为野战军基础，支撑贵族供养的具装铁器部队。其次就是由外族客卿指导的王室雇佣军，充当守卫重点城市和堡垒的步兵力量。但因为贵霜王侯们的占比远不如帕提亚同行，他们的骑行大军也就不可能充当完全独立的决战力量。许多由治下小邦供应的特殊分队，也会因此被要求承担更多职责。其中包括了属于斯基泰游牧系的萨卡骑兵、参照古典模式运作的希腊式步兵和印度人带来的战象部队。但这些特殊兵种的比例同样不多，往往不能被任意浪费在所有战场。所以就只能更多的使用印度炮灰部队，维持表面上还很强大的认知错觉。如若遇到更为精专的强敌，难免不会在极短时间内就溃败千里。

贵霜的统治者一样乐忠于加强个人集权。早期的贵霜候就首先致力于兼并属于同胞的吐火罗部族，后来的迦腻色伽更是夺权后将都城迁往旁遮普地区。但因为精英统治阶层的数量太过有限，根本不能长期镇住所有地方势力。此外，兴都库什山脉的存在，也容易造成帝国内部南北对立。所以到公元3世纪的萨珊波斯东征前，整个帝国已在实际上分为两半。其中的阿富汗分支，更是乐于充当萨珊家族的区域代理人。直到有更强的对手降临，还会把类似走钢丝的危险游戏进行下去。

贵霜军队的核心薄弱 无法支撑去中心化模式

东汉帝国的吃先祖遗产

东汉王朝也极力想要遏制去中心化模式

相比本文之前提到的3个强权，东汉帝国的去中心化程度无疑是最低的。自从依赖豪强的刘秀成为皇帝，就在思考如何避免自己的成功模式被他人全盘汲取。曾经帮西汉维持武力动员基础的省区郡国兵，自然是首先要被砍掉的危险群体。原先作为预备役的材官和骑士，也出于同样原因被裁撤取缔。

为了继续保有一支数量足够的大型军队，东汉朝廷努力以募兵制加以弥补，同时也默许地方大员具有较大权力。对比后世的士大夫官僚，此时的州牧往往还能集大量军政和财政资源于手。临时的征召行为，同样被默许能够继续存在下去。只是因缺乏成体系的大规模训，使得新募兵源在各方面的标准都要下降不少。怎么看都像是后代在吃西汉就留下的制度遗产。

东汉始终想以有限募兵解决大部分问题

好在东汉的统治者能在外圈维持前人智慧，不断以扩大的属国体系收纳匈奴、乌孙和早期的鲜卑部族。身居南方的太守们也要如法炮制，从平原周遭的林间吸引百越勇士下山。这才让东汉至少在前期没有因去中心化力度不够而出现严重问题。

随着公元2世纪的羌乱失控和黄巾之乱爆发，东汉还是被迫走上了重开去中心化模式。尤其在中央皇权无力增援地方时，只能进一步放松对地方官吏的衡制。但由于同帝国的长期运行准则出现冲突，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松散式恶化。日后的四方内战与三国鼎立，就是这次格局变动的直接后果。当后继者开始简单总结经验教训，就往往容易将去中心化模式看做天崩地裂的可怕起点。岂知整个进程的萌发状态，恰恰是故意有违常识的最终后果。

东汉军队的兵源素质 相比西汉是有巨大跌落

当然，无论当局者在事先采取多么精妙的布局设计，都抵不过经年累月的系统老化规律。纵观罗马、帕提亚、贵霜和东汉的策略选择，都是在面对现实与控制心魔的冲突间摇摆。文明底蕴的深浅和所处环境的下限，也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抉择尺度。

如何去中心化问题则必将接着存在下去，直到下一个帝国云集的轴心时代，再次以殊途同归的样貌展现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