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考证：函谷关、大散关，老子出的究竟是哪一个“关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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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，又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，是当今世界公认的“哲学第一人”。他为世人留下的《道德经》一部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不朽经典。

那么《道德经》一书写成于何地呢？

《史记》载：“老子修道德，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"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’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”

长期以来，国内外研究老子的专家学者，对老子著书之“关”，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：

一种说法认为，是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的函谷关；

另一种说法认为，是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的大散关。

笔者同意后一种说法，并试图从两关的地理位置，时代环境，历史遗存，史志杂记，函谷关的两则民间传说等几方面加以论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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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从两关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论

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殽山之中，大散关在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的大散岭上。就两关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，函谷关在东，大散关在西，两关都在周都洛邑之西。

但关键的是，函谷关距洛邑较近，而大散关距洛邑较远，且远近距离是函谷关的三倍以上。由此可见，老子骑青牛由周都洛邑出发，向西只需行走一两天便可到达函谷关，而要到大散关，则需十日左右。

一方面西入函谷关是才进入了秦国，秦国仍是周朝的诸侯国之一。只有西出大散关，才是离开了秦国，离开了周朝。就老子去周之意来看，只有西出大散关才是“去周”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开了周朝；

另一方面，如果老子所出之关是函谷关，那么老子未走出今河南西部就“莫知其所终”了。如果是大散关，那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老子走过“八百里秦川”之后才真正“莫知其所终”。因此，就函谷关、大散关两关的地理位置分析而论，著经地当在大散关。

二、从两关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论

当代学者专家，大多从孔子的生卒年代，周景王、周敬王在位年代，以及春秋末期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等，推论出老子的生卒年代，大约是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间。

就这个时间点而论，遍查各类史料，都无“函谷关”这个名称出现。现有的史料记载中，明确出现“函谷关”这一名称的，是在秦惠文王继位之后，也就是秦国商鞅变法之后。

商鞅变法，史书有载，起自公元前359年，即秦孝公3年。至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，秦惠文王继位，才有商鞅为躲避秦惠文王以及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的追杀，逃出“函谷关”的记载，这是函谷关在史料中的第一次出现。这已经距老子生活的年代相距一二百年了。

而大散关则不同，据史料载，大散关为古散国之关隘，古散国是西周建立时，分封给功臣散宜生的封国，也就是说，早在西周武王分封百国时，已经建立了。到东周时，散国败落，散关为秦所占，中间也曾为古蜀国所占，而最终古蜀国也被秦国所灭。

所以，可以说在整个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，大散关绝大多数时间为秦国所有，是秦国西出的大门，是老子西出的必经之地。同时，只有西出大散关，才有可能与尹喜“或言西入夷狄”，才有可能与尹喜“俱之流沙之西”，“播迹于流沙”。

三、从两关现有的历史遗存来论

在函谷关，现存的历史遗存，包括古函谷关及其所附属的大道院、观星台、灵符洞、太初宫、藏经阁以及碑林。周边很少历史遗存，这些遗存，虽初次建造时间可追溯到唐代，但现在多为明清以后的建筑。

大散关则不同，在大散关所属历史遗存中，除“老子赶山鞭”石化木外，虽不见与老子有关的过多历史遗存，但其所在地及其周边却有不少老子遗迹的存在。

在大散关所处的大散岭之附近，有以老子之字命名的山叫伯阳山，有以老子之字命名的水叫伯阳水，有以老子之字命名的地叫伯阳镇。历史上还曾有伯阳县。当然，也自然少不了道教宫观，更有以“老子骑牛过玄关”而闻名于世的“宝鸡八景”之一“风透玄关”之天台山玄关。

由大散关向东面走，约一百多公里路程，便是“天下道教祖庭”，老子弟子尹喜的修道之所——楼观台，在楼观台及其附近，遍布着说经台、观星台、上善池、启玄殿、老子祠、望仙亭等一大批与老子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。

由大散关西出，便是今甘肃省的天水市辖区，这个地处大散关西北、与大散关隔秦岭相对而望的地方，更是有许多的老子历史遗迹。

有相传为老子教化乡民的“教化沟”，有相传为老子与尹喜一同讲经传道的“尹道寺”，有相传老子的青牛死后葬牛头而幻化出的河水“牛头河”，以及“柏林观”、“玉泉观”、“伯阳镇”、“伯阳乡”等等。

这些真实存在的历史遗迹，不仅是对老子“西出函谷关”之后“不知所终”言论的否定，也是老子著经大散关的有力佐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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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从史志杂记来论

关于函谷关是老子著经地，不仅有当代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，更有相关史册记载，这里不再一一辨析。

仅就记叙大散关为老子著经地的各类正史、野史、杂记做以论证。主要有：

一是《宝鸡县志》中记载道：“周尹喜为散关令”，老子曾“将西出散关以升昆仑”，人称老子“老子骑牛过玄关”。

二是东晋葛洪《抱朴子》中记载：“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，为喜著《道德经》一卷，谓之《老子》”。

三是东晋干宝《搜神记》中所记载：“老子将西入关，关令尹喜……乃要之途也。”虽未明言散关，一句“西入关”，已将此关直指大散关。

四是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卷十七《渭水上》有渭水“又过上邽县”的记载，注云：“水东入散关……渭水又东，伯阳谷水入焉……西北注入伯阳水……屈而东迳伯阳城南，渭之伯阳川……盖李耳西入，往迳所由，故山原畎谷，往往播其名”。

由此可见，郦道元虽未明言大散关为老子著经地，但却已经用辩证的方式，将老子著经地锁定在了大散关。

五、从函谷关两则民间传说来论

民间传说不是信史，但它是正史的补充与佐证。

函谷关流传着有关老子的两则民间传说：

其一是说：老子骑青牛，别周都，望西而去隐居，周王朝不准其“挂冠封印”而去，派兵追来，在函谷关外，眼看就要追上，老子作法，只见紫气东来，青牛腾云入关，周追兵追入紫云之中，不辨东西南北，无果而回。

另一则民间传说则说：老子在西出过关之前，曾有过一次短暂的“西游于秦”的经历，即早在西隐出关之前，曾两次出入函谷关。

前一则传说并不被后世广大老子学者专家所认同，因为其是对老子的神化，是大众对老子崇拜至极的演义之作。若果有此一事，那么，老子函谷关著经既非道法自然之地，更非清静无为之地，如何著成真经？

后一则民间传说，已为许多老子学者专家所认同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老子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出、入、又出，可谓是三过函谷关，为什么前两次尹喜不“强”老子著经呢？如果说前两次出入函谷关，老子与尹喜已经相识，那么，第三次过关时，老子为“故人”著经，又何来“强为”之说？

结论不言而喻，无论老子过函谷关几次，都不可能在函谷关遇见尹喜，因为尹喜是大散关的关令，驻守的是秦国的西大门，大散关。

本文作者：郭庆 道教之音